一、关于注册资金

在香港市场调研公司注册时，注册资金无需进行验资到位，最低只需1万港币，这仅代表股东的经济责任。而在大陆外贸公司注册时，注册资金需要实际缴纳并验资到位。如果你要注册具有收支口权的公司，那么100万注册资金将是一个较高的要求。

二、办公地点

注册香港公司后，无需在香港实地办公，也不需要租赁办公室。而大陆外贸公司注册则必须有商务楼的办公室。

三、招聘员工

对于香港公司，由于无需在移民香港实地办公，你也可以选择不招聘员工，即便是SOHO家庭办公也可以。直接用香港公司接单及收款即可。而对于大陆公司，租赁办公室后招聘员工则是一个主要的成本开支。

四、税务差异

香港公司的税种较少，税率较低，没有增值税和业务税，主要的税种是利得税，相当于国内所得税，税率为16.5%。而且适用的税制是"地区来源征税原则"，即如果业务不在本地运作，利润来源于海外，可以申请当局宽免利得税。香港公司的报税周期与大陆不同，首次报税在成立后18个月进行，之后每年一次，时间相对较长。

而大陆市场研究公司则需要缴纳多种税种，包括增值税、业务税和所得税等。所得税的报税周期较短，每月都需要进行。

五、账户性质

香港公司是境外公司，因此开设的账户无论是大陆离岸账户还是香港本地账户，都是不受大陆外汇管制的境外账户。可以自由接收境外客人的货款，并且不需要结汇。账户中的款项可以随意转到境内外的企业或个人账号。如果转入大陆公司账户，等同于境外外汇入境，企业可以去办理核销和退税。利润部分保留在账户中也可以转入大陆个人外汇账户，然后结汇使用。如果你需要将资金转移到境外，也可以直接转出，无需外管局审批。这与大陆美国移民公司的账户存在显著区别，也是许多朋友选择使用香港公司操作的重要原因。

还要清楚为什么注册香港公司以及香港公司能在哪些方面帮助国内的企业和个人，无论是外汇还是税务方面。

根据中英两国的历史记录，1840年8月30日，义律代表英国向清递交了《巴麦尊子爵给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提出了将东南沿海某岛割让给英国等侵略要求。琦善根据道光帝的旨意拒绝了这些要求，并尝试通过谈判缓解紧张局势。几个月后，双方在广州继续交涉，但道光帝的态度十分强硬，最终导致了英军对虎门口的攻击。

在随后的谈判中，义律与琦善达成了一些协议，其中包括将香港岛及港口割让给英国的条款。英军在没有任何条约依据的情况下侵占了香港岛。双方在割让范围上存在争议，英方试图将一隅之地变成全岛的割让，并将“寄寓泊船”变为割占。

道光帝得知香港被侵占后极为震怒，立即部署武力收回香港岛。他多次下令收复香港，但清军的战斗力不足以攻克港岛。道光帝在收复香港的谕旨中多次强调，即使香港并非险要之地，也必须设法赶紧收回。

尽管清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最终仍未能成功收复香港岛。道光帝在绝望中不得不接受割让香港的现实。此后，英国又通过武力逼迫清签订了《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进一步扩大了其在香港的势力范围。

辛亥革命后，中国和人民继续为收回香港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曾提出废除租借地的问题，但因列强的阻挠而未能成功。尽管如此，中国人民争取收回香港的决心从未动摇。

以上历史事实表明，清的无能和腐败导致了国家领土主权的丧失。我们应该铭记这段历史，加强国家建设，提高综合国力，以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在南京成立后，虽然对有依赖性，但为了巩固政权，也不得不考虑广大民众的迫切愿望和孙中山先生的遗愿，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外交方针。除了关税自主、收回几处租界和按照先前的承诺收回威海卫租借地外，其他方面的修改收效甚微。

与国民的努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一直关注着九龙租借地的问题，坚决反对归还这块租借地，甚至建议本国将它正式割占。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英国采取了拖延、沉默、回避的方针，只要中国不提出，它就决不主动涉及这个问题。

英国的这一政策却给它对香港的统治带来了致命的危险。多年来，英国一直奉行对日本绥靖的方针，企图维护其在远东和东南亚的殖民利益。这一政策却鼓励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南进，最终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和日本对整个香港地区的占领。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的变化迫使英国不得不考虑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当时，中国的抗战与各同盟国的作战汇成一体，国际形势的变化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也为收复香港提供了良机。英国一直坚持对香港的殖民统治的顽固立场，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对中国防范甚严。

蒋介石计划在1943年元旦之前与日本和伪政权之前签订新的中美、中英条约，以彰显其决心。然而由于英国的拖延，这两个条约最终在1月11日才被签署。在重庆签署的《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相关特权条约》中，关于九龙租借地的问题并未提及。同一天，宋子文向薛穆传达了中国对九龙租借地保留日后讨论的权利。尽管中国在战时尝试收回九龙租借地，但最终未能成功，这标志着中国在此问题上的又一次挫败。

在1942年这个特殊的时机，中国本有机会废除列强在华特权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当时的国民确实想抓住这个机会收回更多的外国在华权益。通过1943年的中英新约，中国废除了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和辛丑条约，收回了一些重要地区的行政管理权。这一事件发生在英国强迫中国签订《南京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的百年纪念之际，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尽管这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事件，但我们必须承认，在九龙租借地的问题上，国民的努力并未取得预期的结果。

国民在签订新约后的第二天发表的公告中宣称中国已获得了完全的独立地位，这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尽管未能收回九龙租借地是由于英国的殖民主义坚持，但国民的争取力度不足和态度软弱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当时的世界形势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浪潮为收回九龙租借地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尽管英国拒绝让步，但我们仍可以拒绝签署新约以等待时机。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无法指责中国破坏了盟国间的团结。相反，作为中国的盟国，英国不愿放弃其在华的特权和租借地，这对盟国间的团结构成了威胁。未能达成条约的责任在于英国方面。在当时的世界背景下，殖民体系的崩溃已经无法逆转。即使新约暂时不订，战争胜利后，英国难以长期保持其在华特权和租借地。宋子文作为中方首席代表，缺乏远见和决心，试图以妥协换取与英国的团结，结果却使中国陷入被动局面。至于蒋介石，尽管他表达了强烈的愿望并为此做出了一些努力，但在面对英国的强硬立场时，他没有坚持到底，最终选择了对英国妥协，使得收回九龙租借地的努力功亏一篑。

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收复香港的机遇再次来临。由于蒋介石推行政策，急于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忘记了战后重新交涉并誓言要从日军手中夺回九龙租借地的承诺。相反，他却急于向英国表示自己对香港没有野心。这导致英国重新占领了香港，甚至在香港受降方面抢夺了本应属于蒋介石的权利。这是对国民在收复香港问题上的又一次重大失误的讽刺和悲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中国半殖民地时代的结束，为香港的回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中国的国力逐渐增强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收回香港的问题逐渐提上日程。最终通过中英的联合声明以及香港基本法解决了香港的回归问题。现在的香港顺利回归和平稳过渡已在意料之中。这是中国领导下的“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港人治港方针的成功实践。回望历史我们无比自豪和自信同时也深知奋斗之路的艰辛与不易要始终保持警惕不断进步与发展才能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